〔33〕按照当时的理解，中央是指中央国家机关，不仅仅包括中央人民政府，而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务院，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特别行政区直辖于国务院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据文献记载，特别行政区一词最早出现在1953年2月13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给华北局的电报。作为表达一国两制的特定术语，1982年修宪将特别行政区写入《宪法》第31条，使之成为构建特别行政区宪法秩序的基础性概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97页。8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但是，宪法却有一个第5条。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决定》指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13项的规定，决定自1997年7月1日起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12〕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认为这是我们讲大政方针。对此，委员们认为，中国宪法作为一个整体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国家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宪法的某些具体规定不适用于香港，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的规定。这种审查标准分别是模糊、过宽和限制最小。
何谓实施？一般而言，立法机关对宪法基本权利有实施的权力。每一种救济方法都对应着相应的行政侵害行为和对当事人的实际侵害。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司法权适用的范围如下:一切基于本宪法、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的及将缔结的条约而产生的普通法的及衡平法的案件。[①]本文认为，我国合宪性审查所审查的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这是《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载明的，是我国宪法监督区别于西方国家以法院为中心的宪法监督体系的重要所在。他认为法院对政治问题无能为力，否则，法院将陷入政治棘丛中难以自拔。
简言之，法律问题涉及法律适用与法律判断，是法官在审理案件、纠纷或者争议过程中以法律为标准，裁断是非曲直并提供救济的过程，其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13] 肖蔚云、蒋朝阳：《关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维护宪法实施的不同职责》，载《中国人大》1995年第17期。作为专门审理政治案件的机构，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是特设的处理政治问题的机构，它们与普通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院并不相同，始终带有政治机构的痕迹，不仅审理宪法案件，还负责提供咨询。[22] 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指出：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无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运行司法裁判程序，其与美国普通法院始终是不同的机构。最后，从实际情形看，不仅法律是否构成审查的对象未有定论，[22]且实践中法律权威未牢固树立意味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并非如欧洲国家那样强势，实践中对我国宪法权威构成威胁的并非是全国性法律，而是浩如烟海的各类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司法解释等。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20年第5期。[17] 合宪性审查适用的是备案程序，而非诉讼程序。
在1973年米勒诉加利福尼亚[11]一案中，法院以一种类似于立法机关起草法律的方式确立了何为淫秽的认定标准：其一，如果普通人适用社区标准发现一部作品从整体而言激发下流欲望。法律涵摄是确定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对应关系，进而加以判断的过程。
mootness是指争议性，必须是争议尚未解决的问题。[②] See Thomas E.Baker, Jerre S.Will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Thomson/West 2003, p65. [③] Baker v. Carr, 369 U.S. 186（1962）. [④]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4]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之列，2019年本案审查报告再次重申指一点。这六项标准分别是：其一，宪法承诺特定问题由其它平行机关解决。[18]由于第13、14、15修正案的规定不同，国会实施的具体方式也不相同。[24]过宽实际上是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分析，是比例原则之适当性的具体运用。[21] 参见王建学：《法语国家宪法审查制度设计比较研究——对政治机构审查模式的批判》，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鉴于国会有查明事实真相的能力，国会对实践中的歧视行为享有酌处权。
构成适合法院裁决的必须不能是学术问题，也不能是抽象和假定的问题，必须是案件和争议。美国开国之初，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在面对杰弗逊就美法条约签署咨询之时，断然否决了其要求咨询的提议，从而开创了法院不提供政策咨询的先例。
即虽然当事人从事了不受保护的表达，但这项法律可能会被用于限制被保护的言论。规范性文件 在我国，合宪性审查是政治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取决于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监督宪法实施制度，以及宪法解释制度。
其中，适当性原则又称为妥当性原则、妥适性原则、适合性原则，是指所采行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达成并且是正确的手段。（一）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立法机关而非法院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立法机关而非法院。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分别于1974年和1992年审理了第一次堕胎案和第二次堕胎案，这两个宪法案件都是抽象的规范审查，不涉及案件和争议，以及法律的具体适用。改革后的法国宪法委员会允许普通诉讼当事人作为提起主体，这与德国的宪法诉愿、美国的普通诉讼一致，是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所适用法律的合宪性提出的质疑，是宪法监督司法化的表现。恰如《孟子》所云：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这一酌处权就是国会有不局限于法院裁决违宪的法律对实际中各州存在的歧视行为采取一定的立法方式予以根除的权力。
对于政治问题理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兰克福特在该案的异议书中痛苦地说道：根据我国宪法，并不是对于每一项政治纠纷，对于每一次立法权的不适当的行使，都有一种司法补救办法。涉及法律本身规定的是否清晰、明确、禁止手段是否超过实际需要，以及是否对公民基本自由施加了不必要的负担，虽然这些审查标准带有抽象成分，但归根结底仍需适用到具体案件中，对特定人和事产生影响。
[15]这是自明的事实，无需辨明，亦无需争论。第四，鉴于淫秽的认定既属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并包含法律问题，在对何为淫秽的认定上，须由法院在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之间进行分析，判断特定作品究竟属于个人表现自由范围，还是政府为追求健康良好的生活质量这一紧迫的政府利益之范围，而非提前确立一个一揽子的认定何为淫秽的标准，然后交由陪审团裁决。
区分国会对基本权利政治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关键在于，国会只能通过立法确立宪法基本权利的执行标准，法院则可以通过解释宪法，确定对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合宪性审查标准的中国化与体系化（19AFX005）的阶段性成果。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设立在于保护宪法秩序和基本权利，盖因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留给德国人血的教训。一切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及领事的案件。法国宪法委员会早期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非法律机构，除了其组成人员之外，很大原因在于法国宪法委员会审理案件的程序不同于法院。同时，在确立何为淫秽的问题上，法院将之交给由地方人士组成的陪审团来认定。
例如，当一部法律的目的是惩罚一种宪法不保护的行为，但假如禁止手段本身已经构成宪法所保护的实质行为，该实质不仅是在绝对意义上，而且同样与制定法合法适用有关，该制定法同样被视为违宪。这方面，我国合宪性审查与改革前的法国宪法委员会差可比拟。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的设立是二战之后的结果，是在传统法院系统之外另设的国家机构，故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同属集中型审查体制，而美国的司法审查属于分散型的审查体制。在抽象的规范审查案件中，审查机关只宣布规范性文件违宪，但却不能给当事人提供救济，原因在于这种类型的审查依循的是客观法模式，而非主观权利模式。
法院试图逃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任何一个有关规制色情的法规都将引起一个涉及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宪法问题，法院不应事先假定淫秽是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然后由社区性质的陪审团决定何者构成淫秽，这是在没有对具体案件中个人自由与政府利益之间进行宪法分析的前提下，将包含事实与法律问题的淫秽问题的认定交给了陪审团裁决，因而是不恰当的。这样的法律可能使被保护的表达受到阻挠和压制。
